英雄城市武汉，位置得天独厚。汉水于此汇入长江。九省通衢的武汉，一直是中国城市中的骨干枢纽。武汉、南京、西安这3城，蒙受国家特别垂青，也是京沪2个直辖市之外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最为密集的城市。

 

在病毒研究和传染疾控方面，如果这次武汉没出新冠肺炎的大事，至少留在民众和学术界层面、会是高高在上的印象。

 

因为，武汉有中科院病毒所，有中国首家P4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有华中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A+学科和武汉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生物学双一流建设学科。此外，武汉是全国市域社会治理典范。

 

我们来看看战疫之前，武汉的各项实力。

 

一、学科建设

 

在学术上，病毒学归属于微生物学，微生物学归属的一级学科是生物学。传染疾控归属的一级学科是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武汉大学纪念章

 

在生物学方面，在最权威的第4轮全国高校学科评估中，武汉大学和同城的华中农业大学，与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评分同样为A，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此三校均为A+，并列全国第1）之后，并列全国第4。此外，华中科技大学和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得分都是A-，并列全国第9。

 

也就是说，在生物学领域，光武汉就有3所大学名列全国前10名，绝对厉害。其中武汉大学的生物学，是国家重点一级学科（共7所高校拥有生物学国重一级学科）。武大的生物学和华中农大的生物学，都是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

 

同济医科大学纪念章

 

我们再来看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第4轮全国高校学科评估中，华中科技大学（原同济医科大学）和南京医科大学得分A+，并列全国第1。北京大学（原北京医科大学）、复旦大学（原上海医科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得分A-，并列全国第3。中山大学（原中山医科大学）、空军军医大学（原第四军医大学）、海军军医大学（原第二军医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原第一军医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得分B+，并列全国第6。

 

而浙江大学（原浙江医科大学）、四川大学（原华西医科大学）、山东大学（原山东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医科大学、安徽医科大学得分为B，并列全国第11。

 

从数据可以看出，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领域，华中科技大学无疑占据着神州高地。华中科大的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也是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

 

由上可知，和病毒、传染有关的学科建设方面，武汉在中国出类拔萃。

 

二、科研能力

 

 

除了高校之外，武汉还有中国科学院病毒研究所（和武汉大学密切合作）。武汉病毒所始建于1956年，是中科院下属唯一专业从事病毒学基础研究及相关技术创新的研究机构。

 

武汉病毒所建有中科院生物安全大科学研究中心。该中心由中科院、国家卫健委和湖北省共同建设，于2018年11月批复筹建。

 

武汉病毒所设有分子病毒学与病理研究中心、分析微生物学与纳米生物学研究中心、微生物菌毒种资源与应用中心、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共有34个研究学科组。

 

病毒所拥有我国首个正式投入运行的国家生物安全四级（BSL-4）实验室、卫健委指定的国家级微生物菌毒种保藏中心、国家非洲猪瘟区域实验室、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与武汉大学共建）、中-荷-法无脊椎动物病毒学联合开放实验室、中科院高致病性病原生物学与生物安全重点实验室、湖北省HIV初筛实验室、湖北省病毒疾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研究技术平台。

 

病毒所创建了我国唯一现代化展示的“中国病毒标本馆”。由武汉病毒所主办的英文期刊《Virologica Sinica》，被SCI、PubMed等国际权威数据库收录。2019年影响因子2.467。

 

武汉病毒所拥有生物学、基础医学2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还有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免疫学、病原生理学、生物与医药5个二级学科博士点，

 

此外，武汉大学在病毒学领域全国高校排名第1。武汉大学的病毒学研究，由已故的中国病毒学先驱田波院士开创辉煌。如今武汉病毒所和武大共建的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由华中农大教授陈焕春院士出任。

 

由上可知，在病毒学科研能力方面，武汉处于中国之巅。

 

三、硬件平台

 

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是指实验室的结构和设施、安全操作规程、安全设备能够确保工作人员在处理含有致病微生物及其毒素时，不受实验对象侵染，周围环境不受污染。

 

微生物及其毒素根据危害程度不同，分为4级。一级最低，四级最高。生物安全防护一级实验室一般适用于对健康成年人无致病作用的微生物。二级实验室适用于对人和环境有中等潜在危害的微生物。三级实验室适用于主要通过呼吸途径、使人传染上严重甚至是致死疾病的微生物或其毒素。四级实验室适用于对人体具有高度危险性，通过汽溶胶途径传播或传播途径不明、目前尚无有效疫苗或治疗方法的微生物或其毒素。

 

传染病原分为4个危害等级。第一级危害群微生物，与人类健康和疾病无关。第二级危害群微生物，很少引发人类的严重疾病，而且通常有预防及治疗方法。第三级危害群微生物，可以引发人类严重或致死的疾病，但可能有预防和治疗方法。第四级危害群微生物：可以引发人类严重或致死的疾病，但通常无预防和治疗方法；如炭疽杆菌、霍乱弧菌、埃博拉病毒、天花病毒等。每一级危害群微生物，对应每一级实验室。

 

P3实验室

 

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简称P3实验室。P代表英语“Protect”。P3实验室完全密封，室内处于负压状态，这样实验室内部气体不会污染外泄。

 

P3实验室中必须安装Ⅱ级或Ⅱ级以上生物安全柜。所有涉及感染性材料的操作应在生物安全柜中进行。在进行感染性组织培养、有可能产生感染性气溶胶的操作时，必须使用个体防护设备。当不能安全有效地将气溶胶限定在一定范围内时，应使用呼吸保护装置。工作人员在进入实验室工作区前，应在专用的更衣室（或缓冲间）穿着背开式工作服或其他防护服。工作完毕必须脱下工作服，不得穿工作服离开实验室。可再次使用的工作服必须先消毒后清洗。

 

P3实验室必须安装独立的通风空调系统，以控制实验室气流方向和压强梯度。P3实验室对空气排放、包括进风口和排风口的布局，都严格遵守保证室内空气流动死角最少、以及不会污染外界的前提。

 

P4实验室

 

相比P3，P4实验室是全球生物安全最高级别的实验室。整个中国大陆，只有2家P4实验室——武汉P4实验室，隶属于病毒研究所（另1家为哈尔滨国家动物疫病防控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武汉P4实验室，借鉴了法国里昂让·梅里昂实验室（Jean Mérieux laboratory）的结构，采用了“盒中盒”的设计模式，以确保万无一失。

 

P4实验室外观

 

典型的P4实验室由过滤区、缓冲区、更衣区、消毒区、核心区组成。到达实验室的核心区，共有10道门。最里面的7道门是互锁的。实验室四周装有高效空气过滤器。更衣区依次为外更衣室、淋浴室和内更衣室。消毒区为化学淋浴室。核心区任何相邻的门之间都有自动连锁装置，防止相邻的门被同时打开。

 

实验室中，主要操作都在生物安全柜中进行。对于不能从更衣室携带进出主实验室的材料、物品和器材，应在主实验室墙上设置具有双门结构的高压灭菌锅、浸泡消毒槽、熏蒸室或带有消毒装置的通风传递窗，以便进行传递或消毒。核心区里配有生物安全柜、超低温冰箱、离心机、电热细胞培养柜、显微镜和实验台、小型动物实验室等。

 

相关的物品从P4实验室拿出后必须通过高压灭菌锅消毒，再用洁净袋充分包装，然后通过传递窗传到准备间。关闭实验室门之后，再取下防护眼镜，将其放入传递窗进行消毒。离开 P4时，核心区的工作人员要相互间把全身从上到下消毒一遍才能走到缓冲间，在缓冲间除去外层防护服、口罩、外层手套，然后将这些放入灭菌容器或消毒袋内。

 

P4实验室实验装置运行安全稳定，运行期间经受了武汉极端冷、热环境检验。供热与供冷系统均一用一备，在零下10℃到40℃高温的环境中，均能实现稳定的供冷供热。其“盒子”内部，是300多平米的二楼核心实验室区域，分为3个细胞实验室、2个动物实验室、1个动物解剖室、消毒室。在规划中，所有空气经过两级高效过滤器处理后进行排放。固体污染物要经过高压灭菌锅处理；液体污染物要经过污水处理设备处理，以保证彻底杀灭病原，确保实验室里的病原不会泄露。

 

由上可知，武汉P4实验室的硬件平台规格之高，已达到世界一流。

 

四、社会治理

 

2019年12月3日，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武汉作为唯一的省会城市作了发言。

据长江日报记者舒翔宇报道归纳如下：

党的十八大以来，武汉市聚焦国家中心城市的战略定位，对市域社会治理进行系统思考和实践探索，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平安武汉建设蝉联“长安杯”；成功承办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向世界展示了新时代的中国形象。

武汉的市域社会治理，从“怎么治、治什么、靠什么”3个方面开展系统攻坚，进一步完善党建引领、全域共建、四级贯通、多元共治、科技支撑的工作格局。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2019年武汉军运会）会徽

 

 

围绕“怎么治”，在全域推进红色引擎、民呼我应、绩效评估三大工程。“红色引擎”以基层党建为引领，厚植“红色头雁、红色细胞、红色物业”等8大红色基因，夯实市域社会治理根基。“民呼我应”，即建立市、区、街道、社区（村）四级工作体系，以“网上群众工作部”等端口全面受理、处理市民报事，整合力量，分级分类响应处理。“绩效评估”把法治建设、平安建设，作为各区、市直部门绩效考核重要部分，构建齐抓共建组织体系。

 

围绕“治什么”，武汉聚焦居民最急、最盼、最怨的问题，推动形成政府、社会、社区和居民联动共治的工作局面，并坚持领导干部下基层大接访制度。社区配齐网格员，推行“万名警察进社区”、“千名律师进社区”、“辖区单位街道社区报到”等制度；并在街道设置民政、城管、水务等10多个区级部门的工作席位，由街道组织协调、综合执法，迅速解决居民群众问题诉求。把百步亭、青和居自治的成功经验推向全市，成立“天天敲门组”、“邻里守望”等志愿队伍，营造共建共治共享氛围。

 

围绕“靠什么”，武汉依托现代科技手段，搭建信息互联、数据共享、高效运转的治理平台。并以社会服务管理信息系统为基础，整合城市留言板、数字城管等，实现全市50家市直部门和15个区数据互联互通。另外搭建市、区、街道、社区（村）指挥系统，创新基于信息化的问题发现、流转交办、协调联动、研判预警、督办考核等运行机制，推进服务便民化。还依托微信平台研发“武汉微邻里”，在线受理群众报事，提供服务。

 

由上可知，武汉的社会治理，初衷很好，手段也佳。

 

但最具戏剧性的是，有着国内最强大学科、最专业研究所、最高规格实验室、学术领军人物、外加最强市域社会治理的诸多加持；得天独厚的武汉，本应在病毒学研究上乘风破浪、踏歌而行；没料想此次却溃不成军、几难自拔。迄今为止，武汉这些最顶尖的学术机构和专家学者对疫情保持极度缄默。在公众关注的焦点上：谁是零号病人？首例病症何时发现？到底何时发现人传人？......和公众没有任何交流，无疑更增添了公众的深深困惑和城市的无比尴尬。

 

善良淳朴的民众，心底最渴望的是信息透明，而不是那些冠冕堂皇。潘多拉之盒既已打开，更须专业人士和普罗大众一起群策群力，而不是视若无睹、静寂无声。

 

其实无论科学研究还是社会治理，其基调绝对不是漠然、冰冷，高高在上；而是人性、温暖，悲天悯人。

 

真正成熟的城市和官员，真正成熟的机构和学者，一定会把高光时刻璀璨表演的优先度，让位于低潮时期和民众的众志成城、相濡以沫。痛定思痛，衷心希望英雄城武汉尽快走出危难困境，也衷心希望这座城市今后不再遭遇如此难以言说的尴尬和悲怆。

 

 

参考资料：

教育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瑞路中国大学百强》2019榜单，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网站，武汉大学网站，华中科技大学网站，华中农业大学网站，《长江日报》，知乎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路过蜻蜓黄瑞勇”